圖為東莞市所有失蹤孩子的家長於2009年4月15日在街上橫舉條幅，懸賞一千萬望買回愛子。 

　　貴陽機場高速大坡東出口，2009年7月24日，十七歲的金智和他的父母親人抱在了一起。回憶起被拐賣以來的遭遇，金智顯出超乎尋常的淡定。雖然他在六歲時被人販子割去肩上的胎記，但尋找父母的信念一直留在他心裏。八歲離開養父母家，在福建莆田、寧德、上海等地流浪，撿過可樂瓶、當過賭場小打手、看管過自行車……習慣了獨立闖蕩，如今通過民間組織的“尋子撲克”找回父母的金智，對父母的臂彎卻顯得有些陌生。

      據《貴州都市報》報道，金智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看到了一副“尋子撲克”，通過求助尋人啟事網站才得以踏上歸家之路；他的父母，想盡各種辦法後，在最近，將尋親的信息發布到網上。金智的父親金榮昌說，十二年前，他們本在貴陽市經營水果生意，一家人過著安寧的生活，就在時年6歲的金智被拐走後，為找尋孩子，不僅生意荒廢，且金智的母親張黔秀也變得精神異常。
      金智至今記得，當年有一名自稱“叔叔”的男子說帶他去買糖吃，金智便跟著這位“叔叔”去了。走了一段路後，金智確實吃到了糖果，可卻被這個“叔叔”押著坐火車輾轉五天五夜，到一個偏僻遙遠的地方。然後，他被關在一間屋子裏長達一個月。因左肩上有一塊拇指大小的胎記，人販子怕胎記會讓金智找到親生父母，在他睡著時給他注射麻醉藥，將胎記“割”了。


      離開養父 艱難謀生
      金智最初被賣給福建省莆田縣城郊一姓鄭的人家。金智說，到鄭家後，他仍想著要找媽媽，並多次離家出走。鄭家人擔心他待不長久，在他8歲那年便與他斷絕了關係，金智成了流浪兒童，他先後流浪到福建莆田、寧德和上海等地，靠撿可樂瓶等艱難謀生。16歲那年，金智想到找一家工廠打工，盼望能掙些錢繼續尋找爸爸媽媽，但因自己沒有身份證，只得回到福建莆田跟養父母家商量，但卻被一口回絕。後來金智在朋友的介紹下在莆田的一家網吧當起了服務員。金智說，他之所以到網吧上班，也是因為想通過網絡關注中國各地尋找失蹤孩子的父母。當一家三口相擁而泣，金榮昌說：“終於等來這一天了。”他對兒子說：“乖娃娃，明天我們就回安順老家了。”
      陳輔余是貴州“尋子聯盟”的發起人和負責人之一。他說，貴州兒童被拐賣最多的是1980年和1990年，僅他們手中掌握資料的就有兩百多個，這些父母為了尋找子女，不少家庭已經傾家蕩產、夫妻二人積勞成疾，都仍沒有放棄任何一線希望。陳輔余說，他的兒子1999年被人拐賣走的時候僅有4歲，為了尋子，他們可謂砸鍋賣鐵，卻至今未有兒子的音訊。


      慈善多靠民眾出資
      沈浩的尋人啟事網站和“尋人撲克”是收費的，有人讚許，有人非議。“至今我們已製作了14個不同版本的‘尋子撲克’，免費向公眾發放42萬副，其中5萬副是由尋親者出資的，另外37萬副都是由社會援助的。”沈浩說：“公益服務也不可能零成本運行，我們一直堅持‘有能力者出資、有困難者免費’的原則。”沈浩坦言，他把尋人服務作為一項事業在做，而自己現在已經度過了創業期。海外的NGO（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統下，不被視為政府部門的協會、社團、基金會、慈善信託、非營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營利為目的的非政府組織）基本都有強大的基金支撐其運作，而中國的民間公益組織能找到適合自己的運作模式，已屬不易。
      “民間尋親組織能做的，就是為失散的家庭搭起團聚的橋樑。”而對於那些尋找到親人的幸運兒來講，跟家人團聚並非就是句點：誰來關注他們受教育、就業的問題？誰來撫慰他們受創傷的心靈？金智表示，他曾進過一年少年管教所，八歲離開養父母家時，小學三年級還沒畢業，所以回到安順老家後的生活，對於他而言僅是個開始。

      技術無難點 資料遠不夠
      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由於自然災害、戰爭等歷史原因形成的失散人群目前逾數十萬人，很多地方每年都有民間自發的不同規模的尋親大會，但由於交通、區域以及人數所限，尋親者往往需要耗費大量的精力和財力。 
      中國第一個專門服務於失散人員的尋親基因資料庫於2007年建成。其負責人說，作為中國基因檢測權威機構建立的這個尋親資料庫，將能夠查明失散人群，並準確、有效地幫他們找到親人。基因庫的負責人稱：“目前，技術上不存在難點。”基因庫的原理非常簡單：將尋親者的DNA樣本分析後錄入專門的資料庫，電腦系統會根據尋親者提供的信息定向搜索，逐步縮小尋找對象的範圍。尋親者染色體中的十六個位點會與資料庫中每個人的十六個位點進行比對，如果這十六個位點都完全吻合，那麼尋親者就找到了親人。這種DNA鑑定的準確率高達100%。
      據悉，促成建立尋親基因庫的最大動力是2007年5月在江蘇宜興官林鎮舉辦的尋親大會。上世紀中期，自然災害使得中國各地陷入糧荒，尤其是人口稠密的長江下游江南地區，許多農村家庭在不能滿足全部成員生存需求的情況下，將年幼子女遺棄在城市之中，而當地福利機構卻無力撫養所有棄嬰。在當局統一調度下，大批江南地區棄嬰被送至內蒙古、陝西等省份和地區。目前，這批孤兒多已年屆花甲，對故鄉親人的探尋使他們掀起大規模尋親浪潮。民間自發組織的尋親會也應運而生，官林鎮的尋親會就是其中之一，部分尋親者也成為“尋親基因庫”的首批DNA信息錄入者。
      談及尋親基因庫的功效時，基因庫的負責人說：“在中國這樣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找一個人，資料庫中至少需要上萬個資料，才能初步達到效果。”而資料庫目前收錄的樣本遠遠達不到最低標準。
      歐美等發達國家大多建立了“失散人口基因資料庫”，將因自然災害及其他不可知因素造成的失蹤人口信息全部錄入其中，並由政府出資維護資料庫的正常運行。而目前在中國，加入“尋親基因庫”的費用只能由尋親者自理。

      “上海孤兒” 五十餘年無音訊
      58歲的楊克強從外地舉辦的一場尋親會上返回安徽省無為縣的家中，和以往幾十次出遠門一樣，這一次，他又是孤零零一個人踏進家門。他的八妹楊海霞在很小的時候就被輾轉送到了上海，這一別，已經半個世紀。
      和楊家一樣，在1960年代初，安徽、江蘇等地出現了為數不少的棄嬰，這些棄嬰都來自生活貧困的家庭。在此後的幾年中，這些棄嬰先是被當局送往上海，隨後又被轉送至陝西、河北、河南和山東等多個省份，這樣的人口大“轉移”一直到1963年國家經濟形勢好轉後才逐漸停息。由於檔案資料的缺失，這些棄嬰的具體人數現在已無從考證，但根據有限的材料來推斷，總人數應當不會少於幾萬人，楊海霞就是這幾萬人中的一個，她和其他的棄嬰一起，被人們賦予了一個共同的名字——“上海孤兒”。
      楊克強與楊海霞的父親是一名中醫，叫楊健安，1960年初春，這位從未拿過手術刀的中醫，卻拿起了縫衣針，在小女兒的大腿內側刻上了一個“楊”字。楊克強說，這個記號，也成了多年後他尋找妹妹的唯一線索。
      當年，楊健安還把一封用文言文寫就的短信塞進了繈褓中：“海霞姑娘，生於芝城之東，滄浪之浦。其年二齡，其行列八；非貴族之家，非微賤之第，其父為醫。因子女過多，嗷嗷待哺，為生活計，迫不得已遺棄於滬濱。實含悲飲泣！請祈仁人君子，念其如孤，收納而撫養，一則以彰公德，二則當報培育之恩，與親生子女又何異乎！吾當拱手而拜！”“芝城”是無為縣的別稱，“滄浪之浦”暗指無為縣的倉頭鎮，楊海霞被丟在上海市靜安區一條街道上。時光流逝，楊家夫婦對八女兒的愧疚與日俱增。1964年，他們曾來到上海市靜安區的一家派出所打探女兒的下落，還曾給靜安區福利院寫過信，得到的回復是，確曾有過這樣的女孩，但已被人收養了，福利院並沒有透露收養人家的地址。此後幾十年裏，楊克強每年都要花不少時間去各地舉辦的尋親會，但到現在，他依舊沒能找到自己的妹妹。

圖為中國首例用打拐DNA數據庫確定親生父母並獲解救的被拐兒童小航（打馬賽克者）。在云南昆明市警察的陪伴下，小航2009年7月1日從福建乘坐飛機回到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