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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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报特稿:失踪者为什么找不回来
发布时间: 2008-01-14 21:54:33 被阅览数: 41550 次 来源:
南京周末报2003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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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报报道】 一个人的失踪,在社会上也许不会引起太多的关注,对无关者来说,或许是件不起眼的事情,可对他的家庭他的亲人来说,则意味着全部的崩塌。
目前,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很多国家,人口失踪都成为一个非常常见而又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尽管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来表明每年有多少人因为出走、因为走失、因为被拐骗,或者因为其他不可理解的原因失踪,但仅以上海市一地为例,当地各级治安部门在1995年受理登记失踪人口4526人次,而到2001年达到9627人次,几年之内,上升了1倍多。
在这些无感情的数字后面,是如此之多的家庭的无尽痛苦。
报案,往往是这些痛苦家庭的第一选择。可面对这类人口失踪现象,公安部门只对可能构成刑事案件的才立案,更多的只能是登记协查。
于是,通过家庭自己的努力来寻找亲人几乎成为惟一的途径。对处于个体地位的他们来说,踏上茫茫万里寻亲路的举动,是悲情的,也是无望的。
亲人失踪带来家庭悲剧
安徽滁州,铁道旁边的一个低矮院落。51岁的吕庆英陷入了看不到尽头的等待。19岁的女儿武丽娜,自去年5月6日上午出门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从来就乖巧的女儿,是滁州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她的失踪在给家庭蒙上厚厚一层悲剧色彩之外,还有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
吕庆英只记得那天临出门时女儿淡淡地说:“我去买个信封。”一去之后,就此杳无音讯。
她不敢猜测女儿到底怎么了,她一直说:“是被坏人窝(藏)起来了。”
对于这样的猜测,警方没有办法找到证据。他们曾经找到了见到武丽娜最后一面的人,并按有关规定进行了询问,然而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出于同情心,警方在寻找这个女孩上所做的努力,远远超过了其他失踪者。为此向各省市发出的协查通报甚至比一般的通缉令还要多,但毫无作用。
女儿的失踪,被残酷地冠上“离奇”二字。为了寻找女儿,他们做了这个普通甚至有点贫穷人家所能做的一切,可女儿依旧没有一点音讯。
女儿失踪就要有一年了,吕庆英已经疲惫了。这种疲惫还来自某些人的不断折磨。就在前几天,还有人打来电话,声称武丽娜在他手里,要拿多少钱来。这样欺骗的电话,这样欺骗的信件多得让他们一家没了感觉。从最初的恐惧、急切,到后来的厌恶再到现在的无感觉,惟一不变的是等待女儿回家的心。
火车在家门前呼啸而过,矮小的平房也跟着震动起来。吕庆英眯着眼看着照片上的女儿,用手在上面不停地摸着,眼光中透着迷茫。
这个母亲的思绪,将一直定格在去年5月6日上午女儿出门的那一刻。
像她一样,还有更多的人在同样绝望的等待。翻开报纸,打开电视,拧开广播,一条条寻人信息都是那么无望的等待。至于一张张贴在异乡街头的“寻人启事”,更显孤独和凄冷。
有不少家庭,为了寻找失踪的亲人,不惜变卖家产,走上寻亲的道路。南方某市,有一位寻找儿子的父亲,将寻亲的标语从“千里寻子”改为“万里寻子”。至今,这个父亲还在坚持寻找着。
亲人的失踪,注定了一个家庭的永远悲痛。
一个民间寻人平台
依旧在滁州。有一个人正在做帮助这些亲人失踪家庭的工作。
他叫沈浩,是“寻人启事”网站的负责人,同时也是登记注册的青年志愿者。对于网站,沈浩的表述是:一个为失踪者家庭提供网络寻人服务的站点。
沈浩在自己的家里工作。这是一幢二层的楼房。他的工作室在二楼。满屋的书,一台电脑,一部电话机——这是他工作的全部工具。他每月花120元申请了网络宽带。
打开网站的页面,是一张张或清楚或模糊的照片,是失踪人员的照片。分为离家出走、不明原因、被拐卖、走路迷失、失散亲友、孤儿寻亲几类。看似简单的分类背后,是一个个家庭正面临的痛苦。
两年前沈浩开办这个网站的时候,仅仅是由于看到了一篇“三个女孩因为上网而出走”的报道。他当时的念头是:女孩是因为网络而失踪的,那么我就通过网络来把她们找回来。
没想到,通过这个平台,沈浩成了一名职业民间寻人者。“经过好多次的寻人,我已经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已经产生了一种社会责任感,为失踪人员家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他说自己从事的是一种“关怀工作”。两年多来,他拥有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4000多名志愿人员。沈浩将每条他能核实并且确认的失踪人员信息及照片发布在网上,然后依靠4000多名志愿人员的协助,来帮助家庭寻找失踪的亲人。
曾经有一个襄樊的女孩突然离家出走,焦急的父母只知道女儿可能去福建晋江了。他们把情况告诉给沈浩,沈浩马上通知他在晋江的志愿者。经过留意,志愿者在火车站看到了这个女孩,他一边打电话通知,一边跟着女孩找到她们的住处……迄今为止,沈浩的网站已经登记了300多个失踪人员的名单,为30多个家庭找到亲人提供了帮助。
可是,沈浩是尴尬的,因为他缺乏身份,缺乏一个可以被有关部门认可的身份。当他试图和有关职能部门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不得不面临一个交流主体不平等的现实。
“为了寻人,我可以私下找朋友帮忙,这些朋友中有警察,有其他公职人员。可由于在身份上不能对等,我不可能得到有关部门的任何支持。”有一次他到北京,想和当地公安部门就寻人问题在信息上进行交流,“很遗憾,他们连门都没让我进去。”
这样的尴尬,让沈浩更多意义上只是个“独行侠”的概念。他和他的4000多名志愿者都是孤独的。
职能部门的尴尬
沈浩曾站在一张贴着“寻人启事”的电线杆面前,观察路过的100个人。有97人丝毫没有注意到这张浸泡着那些家庭全部希望的纸张;有2人只是稍微扭下头瞟了一眼,就匆匆离去……
因此,仅仅依靠家庭的个人力量,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个社会问题。这些家庭的一切尽可能的努力,大都是徒劳的。
可在现实情况下,有关部门对于这类人口失踪情况的关注,也只能是被动的。据记者了解到,公安部今年已经开始筹建全国性的失踪人口信息系统,并把这作为今年“公安工作信息年”的一个重要项目。
但是,对这些失踪人员家庭来说,这个举措到底能带来多大的实效,依旧是个未知数。因为对人员的突然失踪来说,不光有刑事上的原由,也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原因:有家庭问题,有工作问题,甚至还有心理问题。据沈浩介绍,江南某城的一个青年警察就因为工作压力太大,突然离家出走。
“这里的原因太多,人在某个阶段某个瞬间会产生不同的想法,这是很个体的思维,我们没有办法评判是对还是错。”
在这么多原由下,假如硬要让作为单个部门的警方来承担这个职责,确实有勉为其难的地方。因此,他们在面对人口失踪的问题时,也是尴尬的。记者私下和一些警察朋友的交流中,能感到这种尴尬。
尤其在基层派出所,十几个警察,除了管理户籍、保障治安之外,还要应对各种各样琐碎的事情。说实话,他们几乎不可能有精力再抽出警力去寻找毫无线索的失踪人员。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登记备案。”尽管警方有自己的查找失踪人口的数据库,但这主要是用于刑事破案。如果有人来报人口失踪,警察所做的最多是将信息输入内部信息库,一旦没有了线索,就只能是束之高阁。
而这样的做法,又往往会引起报案人的不满、不信任甚至愤怒。
失踪人口在全世界都呈上升趋势。现在这个问题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是一个难题,包括很多发达国家在内,都没有办法很好地解决。也只是在有关部门(一般是警方)作一个登记备案,在有了线索后才能进行查找,所以大都是很被动的。
为此有专家提出:人口失踪是个社会问题,必须纳入社会层面上来重视,光靠单个部门是解决不了的。
更需要的是社会手段
很多专家在接受采访时都认为,中国社会处于转型阶段,随着社会人员流动的加剧,传统户籍制度和社会结构都面临着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解决方法,可是适合形势需要的人口管理机制还跟不上,所以人口失踪问题更加严重地凸现了出来。
从现实上来说,普通个体人员的失踪,对整个社会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可如果因此而忽视了这个社会问题,那么对那些陷入痛苦的家庭又是不公正的。
因为,他们需要关怀。
如何设立这种关怀机制,就是如何建设一种失踪人口寻查机制,以这种机制来改变目前在失踪人口问题上的被动局面的问题。
“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概念里,社会事务不应该也不可能由政府来包揽一切。社会有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功能,很多事情的解决,是通过自愿而不是权力的方式。”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亦明教授这样说道。
对于这个问题,他认为首先需要一个更好的人口管理系统,其次离不开更广泛的社会协作。“因为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行政手段往往是滞后的。社会问题应该由社会来解决。”
一些专家认为,解决人口失踪问题,必须出现一个专门的公共事务部门。这是一个在政府的支持和扶持之下,带有职业化性质的公共部门。“这个部门更应该具备的是社会服务性质,而不是依靠行政手段。”
不过记者认为,目前更重要的是让社会来真切地面对。对于人口的失踪,社会给予的态度应该是正视而不仅仅是同情。(殷 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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