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记者 陈显灿 实习生 夏娟 图|记者 邓天佑

　　在他的网站有超过2.2万人被登记发布寻人启事，其中的1148人被找到。沈浩每去一个城市都随身带着一百副扑克，扑克上印着失踪者的信息。他不在乎公益是否作秀，如果作秀能帮助更多的人，他还会继续。

    2013年12月20日，寻人者沈浩在长沙烈士公园发寻人扑克牌，他的这次行走是受托于武汉一对老夫妻，失踪者是扑克牌里的“梅花6”，老夫妻的儿子。
　　“梅花6”名叫张亚军，1978年生。他原本是武汉某监狱的狱警，2003年1月30日失踪，后来有人在长江大桥上捡到张亚军的外套和手机。这期间确认多具无名尸体，都不是张亚军。
　　长沙的“黑桃7”家属也很快来到烈士公园，“黑桃7”是长沙县的毛铮，2001年在读大学的毛铮因为学业压力从学校出走。毛铮有两个姐姐，二姐毛婷听说沈浩到长沙，赶紧在烈士公园与他碰面。她弟弟失踪13年了，她怕以后再没机会，这次寻找她一直瞒着身体不好的母亲，怕老人再次承受失望的打击。
　　这次见面，毛婷得到了两副扑克，其中一副在借给我们摄影记者的时候，毛婷有些不舍和担忧。

毛婷拿着她弟弟毛铮的寻人扑克黑桃7

　　沈浩只带了一百副牌在身上，他的行走有另一个目的是吸引让媒体来关注。
　　他的习惯是，每到一个城市，先提前联系媒体和志愿者，随后告诉附近的失踪者家庭参与，“这样，这些失踪者家庭就多了一个曝光的机会了。”
　　长沙的行动结束后，沈浩收拾行李，像流动摊主一样向下一个城市湘潭进发。
　　2013年12月20日晚，我跟沈浩说要采访他，他说好，你过来吧，我订了一间双人房，本想第二天再过去的我，不得不连夜赶去湘潭建设路口那家旅馆。
　　46岁的沈浩中等身材，留二八分头，额头处的头发翘起像个帽沿，白头发从“帽沿”两侧露出一些，他深陷的眼睑与双眼皮一样突出，眼神透着疲惫和坚韧，普通话里偶尔夹杂着安徽口音。
　　他本想在第二天复制在长沙的扑克行动，但宣传策略没有突破，他去《湘潭晚报》自我推荐但被拒绝了。“我在有意识地控制自己。天冷时不去冰天雪地，天热不去火炉。以一种旅行的心态去，而不是去奔命，我已经过了拼体力去做事情的年纪。”
　　不过他也有另一番收获，一个多年前丢失孩子的湘潭女人跟他见面了，这个女人又生了孩子，女人将孩子看得很紧，即使跟沈浩见面，她的眼睛也会时不时盯着。沈浩有些欣慰，但也有一丝忧伤，丢失孩子的伤痛也许造成了她永远的紧张后遗症。
　　他那身黑衣行头就摆在床前，鞋子歪斜地脱在地上，袜子沾着灰尘，他头发蓬着，眼白里涨着血丝。当这样一个人谈论自己“旅行的心态”时，我有点怀疑。
　　他说他不是一个孤独的人，到哪都能找到朋友，他所说的朋友是几百个城市的义工。但实际上他又是孤独的，“去哪都是一个人，一个人走成本会低很多。”
　　晚上9点半夜幕降临，两个大男人就在旅馆的床前卧谈。“你在电话里说，这是你第一次订了双人房，是真的吗？”他开始抽烟，我忍不住问。“是的，因为我真的很久很久没跟人好好聊天了。”他吐着烟雾看着我。

　　为什么公益就一定是免费的？

    寻人网要从一台16年前的老古董电脑说起，沈浩是干部子弟，不过他买电脑的钱都是自己打工挣回来的。
　　1994年他在某空调厂跑采购业务，当时的采购可以先拿货再给钱。沈浩靠在床前指着旅店墙角的空调说，“我以前是很浮躁的一个人。”但后来因为一件事发生了改变。有个小供货商的女婿生病急需要钱，但厂里收了货却一直拖着一分钱没给，他女婿就死掉了。后来这个小供货商资金困难，儿子上不起大学，厂里仍然没有施援手。作为厂里的采购员，沈浩不认同工厂的价值观，他打算另谋出路。
　　1998年他用将近一年的工资买了台4000多元的组装电脑，2000年就开始为企业做网站收取设计费。
　　2001年1月12日沈浩被报纸的一则新闻吸引，3个湖北宜昌小女孩离家出走会网友。他突然有个想法，女孩们从网上走丢，应该想办法从网上找回来。
　　三天后他就建了个寻人网站，只有一个主页，一个标题，一个分页，没有数据库——这是国内的第5家同类网站。但等他准备发布孩子照片的时候，3个小姑娘已经被找到了。
　　2001年3月份，沈浩发的第一份寻人启事，是一个重庆走失的男孩，他的父亲通过网站联系了沈浩。突然有人联系，让沈浩决心把网站做大，2001年4月他找南京的媒体帮他招募热心网友成为网站志愿者，一些媒体转而报道他的网站。
　　沈浩一边做网站一边做业务，他对同行似乎了如指掌。他指着窗外对面的潭水大厦上说，对面的401房间有一个中国南方寻人网，老板今天去怀化了。
　　他说中国每年失踪人口估计有50万。“如果我为其中的1%做服务，每个人收费100元那就有50万，中国寻人服务业，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没人去想过。”
　　公益性事业的商业化运作，这是他2004年提出来的，“几乎被人砸个半死。”沈浩龇着牙说，他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把公益看作是免费的，甚至还有人提出纯公益。
　　“难道还有不纯的公益？”

沈浩和他的寻人扑克

　　谁都有可能成为失踪者

　　沈浩做寻人网的初衷是寻找失踪的小孩，但他的网站第一个找到的人是一个成年人。
　　2001年4月14号一个江苏常州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离家出走，家人提供的信息是：可能会去安徽六安金寨革命老区，人特别瘦。沈浩通过网络联系安徽的20多位义工网友帮忙留意。5月下旬，有个六安的义工网友在街头看到了一个瘦瘦的失魂落魄的人，一搭讪就确定了就是这个人。
　　但这个人似乎只是因为工作不顺心压力大，跟领导的关系处理不好就出来散心，有一个多月没与家人联系。但他不认为自己是失踪者。
　　沈浩说，其实很多人都是失踪者，“失踪是一种状态，许久没跟家人联系，你依然在正常生活，但你在家人心中是失踪了，这是隐性失踪，在一部分人心里正常生活，在另一部分人心里失踪。”
　　沈浩突然意识到，失踪的范围正在扩大，眼前的这些忙碌的城市人，他们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失踪者。
　　2003年11月，一个离家出走4年的男孩从重庆给沈浩打电话，说他没有勇气回湖北老家。
　　2004年正月初五，沈浩和男孩在湖北谷城县红花镇汇合。他父亲准备了一根大棍子在家门口等着，因为沈浩在场终于没有举起棍子，另一个原因是，“那孩子把他女朋友也带回家了”。他妈妈哭得很伤心，沈浩不记得当时孩子是否哭了。
　　这件事让沈浩很得意，这是他第一次出这样的远门，在那里呆了三天，喝了三天酒。回来后他给媒体透露，对这件事的一篇报道成了他网站宣传的转折点，2004年2月份，沈浩收到了崔永元的邀请，成为了《小崔说事》的嘉宾。随后，全国很多媒体对他做了跟踪报道。

　　寻人带来的一度崩溃

　　网站刚开始刊登寻人启事是免费的，2002年刊登的的费用是半年100元，到现在半年300元，一年是480元，刊登10年是1300元。
　　沈浩的脑子比较灵光，但他并没有挣到大钱，在域名投资时代，很多人通过域名空间挣了大钱，沈浩拥有的只是商业开发程度较低的寻人网。他有时候会想，这13年，失去了多少？如果当初做其他投资呢？
　　他有个朋友当年同时做网络服务，2008年沈浩从合肥坐飞机去广州，他的朋友专门到车站接送，沈浩说当时坐在他车里“眼泪哗哗的”，“咱们当时都是一起玩网络的，你现在在合肥有车有房了，我还在到处奔波，除了有老婆孩子，我什么也没有。”
　　到现在沈浩的名下依然没有房子，他父亲是正县级的退休干部，单位给他分了套两层独门独院房子。他父母住楼下，沈浩一家三口住楼上。
　　沈浩的父亲一直支持他做寻人，说这是一件行善积德的事情，要做就做好，不能半途而废。沈浩当时没有意识到这句话里的含义，他不知道会有这么难和累。
　　他的确有过崩溃的时候，2005年《武汉晚》报给他做了整版报道，之后他每天要收到20多个电话，听着诉苦和求助，他的心难以承受。
　　同年是内蒙古的残腿旅行家孟向东成功变身导演的时候，这个学历不高的包头男人跟5个朋友骑行滇缅，成功拍摄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重返滇缅路》，获得大奖后走向独立电影道路，甚至开始出书。他是沈浩的朋友，1998年他骑辆破自行车行走中国时在滁州遇到了沈浩，沈浩被他的残疾骑行所震惊，他们那时成了朋友。得知他的处境后，孟向东邀请他来厦门。2005年12月沈浩放下所有工作去了厦门，他们每天都在沙滩晒阳光，沈浩每天喝得醉醺醺的，看着阳光沙滩海洋，他就放松了。
　　孟向东不必跟他说安慰的话，沈浩就自愈了。“有时候人走在路上，背太重的东西，该放下就要放下，该停下就停下。他一条残腿能走全国，我应该比他有更好的心态走全国。”
　
　　用扑克牌寻人会不会容易些

　　从厦门回来后，沈浩重新找到那份令他疲惫不堪的报道，在那天的报纸上他看到一篇报道说，河南省荥阳警察把通缉令制成扑克牌散发，这件事给了他制作寻人扑克的灵感。
　　《武汉晚报》那篇报道写的是2005年9月一个自称籍贯湖北的高中男孩给沈浩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是被拐卖的，他记得自己6岁被拐卖到山东，只记得家乡的冬天不太冷，夏天不太热，有梧桐树，人们爱吃花生，有个地名叫永龙站。沈浩在BBS上发布这则消息，有网友说，这很像湖北省京山县的永隆镇。
　　在京山县公安局，沈浩凭着寻人启事网的牌子和上过《小崔说事》的经历很快获得了他们的帮助。但通过对小学的排查和丢失小孩的家庭比较，这次寻找最终失败。
　　如果用扑克牌会不会更加容易呢？沈浩想，第一件事就算扑克成本，他心里完全没有底，厂家说要1万副牌起印，报价最高的4块钱一副，最低的5毛9，但纸张很差。沈浩最后选择中2.2元一副牌的成本来计算，加上物流和散发成本，初步预算3万块。
　　他的设想是，除去大小王，52张牌找52个家庭，一个家庭平均只要出600元，接下来只需要一个资料征集时间。
　　2006年3月27日，他从滁州出发经过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跟失踪儿童家长见面讨论制作寻人扑克。后来，沈浩才发现，他所有的预算居然忘记了计算交通和食宿费。
　　在江西九江他跟一个电厂工程师谈了半夜，没有结果。在南昌沈浩见了两个家长，其中一个天天哭着要找小孩，但当他把扑克牌委托书放在家长面前的时候，对方拒绝了，另外一个家长谈了不到十分钟就给钱了，这是第一个当面签约的600块。
　　怀化有个失踪儿童的爷爷戴子初，从外地赶回去与沈浩签约，第二天他没送沈浩就外出寻孙了，老人家已经向1600多个县城发出了求助信，全国不过2000多个县。
　　戴子初提供了贵阳寻子者联络人陈富源的号码，在路上沈浩收到了对方的短信，“代表贵阳失踪儿童家长欢迎您。”
　　陈富源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文质彬彬，眼神透出一丝期盼，他把沈浩领到一处夜市。
　　陈富源经营的夜市大排档生意刚刚开始，他的妻子是个很矮的女人，面无表情、默不做声。一个没有双耳的男孩在旁边打下手，这是他们先天残疾的大儿子，陈富源也因此申请到二胎指标，生下了小儿子。
　　1999年10月的一天，他们四岁的小儿子在自家摊点前失踪。
　　小儿子丢失后，陈富源一周滴米未进，结果因胃出血被送入医院，落下病根。前些天又不慎伤了手臂，他妻子至今不能听起别人提起小儿子的名字，否则情绪就会失控。陈富源随身带着寻人启事，上面的照片是孩子失踪一个月前拍的，反反复复冲晒，底片都不能再用了。
　　吃完饭，陈富源从桌子下面拿出一个黑色的皮包，掏出厚厚的一叠纸。那上面记录着他们的辛酸经历，每个失踪家长的口袋里都有厚厚的一摞材料。
　　陈富源说，在贵阳，与他同样遭遇的家庭有200多个。为了找回孩子，很多人倾尽家产或者家破人亡。家长坚持大海捞针似地寻找，哪里破了大案，哪里福利院有拐卖的儿童，哪里有人买了小孩，他们就往哪里赶。贵阳开出的几趟主要列车的列车员，都认识了这几位常出现在车上的寻子父亲。
　　这个城市已成为很多人的伤心地，大多数失去孩子的父母都是外地打工者，但他们却不敢离开。他们期盼有一天奇迹出现，孩子能够自己回来。
　　陈富源把寻人扑克的计划文本拿在手中，仔仔细细地看了许久。忽然，他抬起头来，沈浩与他对视的眼神里感受不到初见时的祈盼。陈富源说：“我的手臂受伤了，明天要到医院去做治疗。这样吧，后天我联系你。”
　　沈浩最终和他失去了联系，他向另一位贵阳的寻子家长联系，得到的回复是，“我在广西处理家事，我帮不上你。”
　　沈浩一直默念着这句话，到底谁在帮谁呢？晚上10点，沈浩离开夜色如漆的贵州，有些狼狈。
　　也许，那些失去过孩子的父母，都被人骗怕了吧。

　　最大的困难，不是资金而是信任

　　沈浩的第一副扑克牌计划以失败告终，他跑了38天，13个城市，没有几家同意。2006年在贵阳、昆明碰壁后，沈浩在广州的一个扑克牌博览会寻求赞助，依旧没有收获，沈浩的500张传单还没发几张就撤了。
　　2006年五一节，沈浩回到安徽时发现折腾一个多月只收集了几张牌的钱，甚至还不够路费，他有些绝望，正准备去银行办理退款手续的时候。5月7日，《信息时报》报道了他的寻人扑克计划，很快地包括中央电视台的许多媒体都来转载跟进，沈浩有种被赶鸭子上架的感觉。
　　这时正好无锡有个失踪儿童胡锦杨的妈妈要加入，沈浩马上跟央视说明情况去无锡。央视的采访给沈浩的计划带来了彻底转机，随后跟郑州家长见面后，一次就有十几个人加入。
　　沈浩在郑州还接到一个电话，世界上最大的扑克制作公司宁波3A集团决定免费印刷1万副扑克牌，沈浩止不住的嚎啕大哭，释放了长久以来的憋屈。
　　央视记录片结尾用了他不经意的一句话：“星星的光芒虽然微弱，如果天上的星星多了，人在暗夜里行走，也会多一些信心，多一些力量。”
　　很快沈浩收到26个家庭里27个孩子的信息，戴子初介绍的寻子联盟倒没人参加了，到7月20号，26张牌被设计出来，每个孩子两张牌，加上大小王，一副牌出来了。
　　沈浩从26个家庭里一共筹集15600多块钱，前期的38天差旅费就花掉了5000多元。
　　通过物流最终将扑克牌运到全国十几个城市， 沈浩深深了解到，第一副牌的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资金的问题，而是信任的问题。
　　到如今，沈浩已经印了141万副寻人扑克牌，每副扑克重约90克，141万副一共是126.9吨。2007年，在散发第一副牌的时候同时征集第二副牌。扑克牌的赞助商也开始五花八门，怡宝有次赞助印了5万副，他们的水卖到哪，扑克牌就发到哪，这次湖南之行，他的扑克牌是安徽电视台帮女郎赞助的。


　　失踪者找到后，就不再联系了

　　凌晨3点，沈浩起身泡了杯咖啡，他说，这样会睡得更香，于是也给我来了一杯。喝完后我睡意全无，顺着他平和的语速继续聆听他永远说不完的故事。
　　“失踪家庭是个特殊群体，如果你接触多了就会陷入到他们的故事和情感里，这种事挺多，会很崩溃的。”他了解每个孩子的故事，却不介入他们的生活，始终保持距离感。
　　他用DV机拍过8千多分钟纪录片，那些家长在他面前哭得死去活来，他不会流一滴眼泪。他用这份近乎冷酷般的冷静思考接下来的解决方案，同悲同乐会影响他的思绪。
　　2012年5月23日，他上了一次江苏卫视的《非常了得》后，他一天接了80个电话，他很冷静对待每个电话，一副百毒不侵的样子。
　　他的对策其实很简单，倾听，不打断。所有的故事都大同小异。他也不去安慰，他会提一些问题，比如相貌特征，有没有排出出现意外的可能，如果获得信任，他会让对方自己去网站上填写资料。信息通过网络确认后，沈浩会告知账号收费，他也对提供证明的低收入家庭免费。
　　当失踪者被找到后，沈浩习惯立刻删除联系方式，避免再有联系。
　　他给失踪者亲属最多的建议是努力挣钱，甚至赤裸裸地说着悲凉的话：“以后孩子长大了回来了，也许看到你穷，就不认你了。”这或许是最有力的劝说，他会重复说着别人不会劝说的话。
　　但有些失踪者回来后重新融入以前生活的艰难，不亚于当初寻找的艰难。
　　南昌莲塘镇一个粮油站的老板是2006年沈浩制作第一幅寻人扑克的签约客户，他的小孩魏伟是1989年被拐走。在沈浩发了28万张扑克后，2008年10月身在昆明的沈浩接到福建一个电话，一个男孩说，他可能就是那张红桃6。
　　沈浩收到了男孩扫描小时候的照片，与扑克牌照片对比发现五官及位置比例很像，可能性极高。他将小孩的三张照片做成网页发给粮油店的老板，老人家一眼就认出来是他儿子。
　　随后，老人家开车从福建将儿子接回来，他家门口6米宽的小街被围得水泄不通，甚至还来了三个电视台现场拍摄，记录了一个激动流泪的感人场景。
　　几天后沈浩去南昌跟老爷子喝了几顿酒，平静以后沈浩才知道魏伟不成器，在福建打架斗殴，还被关进了少管所，他养父母实在受不了才告诉他身世，这孩子从少管所出来就说要找亲人，便上网找沈浩求助。
　　老爷子说这都是过去的事情，孩子的户口还在南昌，他过去的事情都可以洗掉，可以重新开始。
　　魏伟不习惯自己出生又阔别已久的家乡，说没有人脉，语言也不通，要回福建发展。老爷子留不住，将8万块钱送给了孩子，魏伟说回去开个餐馆，从此改邪归正。可惜这笔钱后来拿去就开了个赌馆，半年就消耗光了。
　　“你说这个老头每天起早贪黑地卖粮油，8万块得攒多久？老头伤心欲绝，找孩子找了这么久怎么会这样。”
　　这是2009年沈浩最后悔的的一次见面，老爷子神情恍惚，他以前斗志全无，17年寻找儿子的信念，现在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该怀疑这些年的价值。“但他又能怪孩子吗？这是谁造成的呢？”
　　短短几年，那家破败的粮油店一如老人家的苍老，无法挽回。这件事情后，沈浩确定不能再跟这些人见面了。


　　他其实只想要个身份

　　他其实不太愿意提起这些深藏的故事，似乎那些孩子的伤疤也是他的伤疤。凌晨4点了，咖啡喝完，沈浩的故事仍在继续，他在慢慢褪掉包裹在自己身上的东西，有时候只是为了调节自己内心的一种逃避情节。
　　沈浩在福建莆田步行街做寻人扑克宣传时，有个男孩从贵州被拐卖到莆田，他跟养父母关系不好，后来就脱离养父母的监护，进了少管所两次。出来时没有身份证，没有户口本，连去打工都很困难。
　　男孩希望有个属于自己的身份证，他在沈浩的寻人网站上寻找突破口。这时贵州的媒体正在做寻亲报道，有人在寻找一个十六七岁叫金致的孩子，这个男孩在莆田上网，觉得这个资料了跟自己最像，就假装自己是金致。
　　金致的家人欢天喜地，沈浩当时也去了，家里帮他买衣服、买手机，回去以后还大宴宾朋。
　　这时候节外生枝了，有一个姓沈的女子自称这个孩子不是金家的，像他的侄子沈孝。这个太突然，沈浩就问孩子妈爸呢，她说他爸为了找孩子出车祸死了，他妈就改嫁了。
　　最终只能进行DNA鉴定，沈孝的妈妈因为改嫁了不愿意，是被几个人硬拉到公安局做的抽血鉴定。结果验出来，的确是她的孩子。
　　大人们的折腾下，而男孩冷漠地说，他就是想要一个身份证，所以只想随便找一个。可最后的结果是，他妈不愿意要这个孩子，三个姑姑也不愿意要。
　　这个小男孩在莆田时，是个街头流浪的孩子；到了贵阳，他仍然还是一个在街头流浪的孩子。
　　沈浩突然发现这个事情已经不能由他把控了，结果令他感到特别悲哀。“做这些事情时我们很少遇到开心的事情，所以和寻亲家庭保持一种疏离感是应该的。”
　　2013年12月21日凌晨5点。
　　他打开电脑，一一讲述一张张失踪儿童背后的故事。
　　“这个男孩在莆田少林寺呆了十年的，从小被拐卖，2008年给我写了一封寻亲信。他知道自己是被拐卖到山东的，拐卖5年后他离家出走要找亲生父母，后来流浪到少林寺。然后被一个台湾老板看中，还俗当保镖。他知道自己家后面有座公鸡山，有梯田玉米核桃小煤矿，我就判断他家是贵州的。”
　　“还有这个孩子失踪后，他爸爸跳楼自杀了。”
　　“这个是在重庆，那次在重庆发扑克，扑克上面有个孩子就是在重庆失踪的，结果他爸爸没注意到这条新闻，如果注意到，应该会提前两年找到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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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这些故事他并不常讲，甚至是对他18岁的女儿，一从来不会去跟讲扑克牌背后的悲惨故事，他希望她快乐。
　　他在女儿心目中是英雄，沈浩在孩子的小学作文里看到过，随着她长大，沈浩反而更少跟她讲述寻人故事。
　　2009年，他带着女儿外出旅游，却带了400副牌在旅行箱里，一人拖一个40多斤的箱子。
　　2010年父亲节那一天，他和女儿在广州散发“寻爹扑克”，帮助那些背着养父母寻找亲生父母的孩子。
　　在美国、加拿大有一个安珀预警系统，是当时国内确认发生儿童绑架时，物过各种媒体向社会大众传播的一种警戒告知。以一名被绑架后遇害的九岁女童安珀命名。政府吸取教训建了这样一个机构。
　　“如果发后当一个儿童失踪时，也可能会有这样一个警戒系统，政府、警方、家庭、社会分别采取措施来共同寻找……也许，到那一天，我就真的要失业了。”
　　5点半，沈浩关了床头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