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寻子第一人”
沈浩 呼吁“失踪儿童预警系统”,我的嗓子都快哑了
文_本刊记者 李 樱
摄影_本刊记者 张立洁
文文(幼时被拐者)与沈浩约在福州的一个茶餐厅见面。那天,大雨滂沱,沉闷压抑。文文告诉沈浩,他很害怕这种雨,被拐的那天,也下着这样大的雨。
“我很害怕,我以前没有看到过这么大的雨,我知道妈妈的怀抱是最安全的,但那时候我没有,第一次看到这么大雨的时候,我不知道往哪里躲。”
窗外,大雨下,每个妈妈都把自己的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文文盯着窗外的情景,眼神又不知道飘到了哪里。“上小学的时候,有篇课文叫《小蝌蚪找妈妈》,看到这时,我在课堂上放声大哭。”被拐前,文文的依稀记忆,成了童年、少年、青年时期擦不去的阴影。
人世冷暖,人生起伏,像嗓子里堵着的什么东西,发泄不出来,沈浩如此形容。但凡是失踪儿童的家庭,每个都是心酸的故事。
骏钰丢后,冬燕夫妻生了第二个孩子,却不曾想,每当看着老二,对老大的思念越来越浓;老二笑,冬燕就在想,老大是不是也在笑?有没有人给他一口饱饭吃?会不会在受罪?揪心的痛熬人,冬燕一家始终停留在骏钰时代,家里的摆设一直保留着孩子失踪前的模样,甚至骏钰丢那天,冬燕把当天穿的衣服也保留着。那件上世纪宽大垫肩的衣服,侵占着这位母亲所有的记忆。
有多少失踪儿童家庭承受着难言之痛?沈浩拿着DV寻访、拍摄每一个寻亲、寻子家庭,他恐怖地发现,那张买来做标识的遵义地图的大街小巷快被他画满了,一条街上丢了10多个孩子。在他的后来的寻子扑克的成功案例中,红桃9帅帅和方块2进进就是在同一个学校丢的。
沈浩,被誉为“中国寻人第一人”,2001年创建寻人启事网站,2006年起,他又发起“寻子扑克”、“DV寻人”。2001年,以网络服务为业的沈浩在报上看到一篇“湖北宜昌三个少女离家出走会网友,家长遍寻无着忧心如焚”的报道。他萌发出:因上网失踪,再通过网络把她们找回来的想法。4天后,沈浩注册建立了“寻人启事网站”。
头几年,沈浩寻找的对象大都是迷恋网络而离家出走的青少年,很幸运,不少孩子往往能找回来;2004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站,发布寻人信息,也有更多的人通过网站认识了沈浩,他充当起寻找亲人的牵线人。
2006年,沈浩又首创了寻子扑克,把各地失踪儿童的照片与资料印在扑克上,在全国各地免费向公众散发,帮助寻子家庭传播寻子信息。至今,其已帮助海内外家庭成功找到880多个失踪或失散的家人,其中通过“寻人扑克”找到的有35个。
500万张寻人启事,蒸干了城市
为帮助家庭尽早找到亲人,沈浩根据网站发布的寻人信息,去实地核实和了解情况。2005年,沈浩计划了“春日寻亲之旅”,他把收集来的寻人启事做了个归类,设计了一条路线,要把沿线的失踪儿童家庭走一遍。
湖南怀化是其中的一站。他要去找一个叫戴子初的老人。戴子初年近六旬,白发苍苍,身材消瘦,脸上满是皱纹,嗓音嘶哑。见面前,戴子初还在湖北某地寻找孙子,听说沈浩要去怀化,急急赶回。一脸倦色的老人很热情地与他交流。戴子初寻找孙子过程中,结识了不少失踪儿童家长,老共产党员的他相信组织的力量,他准备把失踪儿童家长组织起来,组建 “中国寻子联盟”,他还曾带着一群寻子家长到北京上访。
五岁的戴特株,是戴子初的掌上明珠,从小就是爷爷奶奶带着。虎头虎脑的戴特株,是一个人见人爱的聪明孩子。不到五岁,就知道如何待人接物。“有时我不在家,有人打电话找我,特特(戴特株乳名)接电话时,就会告诉对方,爷爷去了外面玩了。他还会说,如果你有急事的话,我去帮你找。如果你没有急事的话,你过段时间再打过来。”
2004年3月23日下午5点半,戴特株下楼去玩。一个多小时后,当奶奶下楼去找孙子时,戴特株已经影踪全无。
一家人顿时乱作一团。在长沙的戴子初当即坐出租车赶回怀化,通知家人赶紧报案。没有证据证明孩子是被拐走的,派出所不能立案,没有立案不能出警。所有的亲戚开始了满城寻找。
戴子初决定扩大寻找范围。他们给28个省区下辖的所有市、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发去了装有两份寻人启事的信函,请求他们协查。2800多封信,从查实地址、邮编到装订,戴家人和另外3个亲戚花了一个星期,去邮局邮寄时拉了好几板车。
在戴特株失踪23天之后,2004年4月16日,戴家发动了一场声势更为浩大的寻人行动。他组织了4组共16人的寻人小组,分赴福建、浙江、广东、海南、江西、安徽、湖南和湖北等地,负责在省会城市、大的市县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散发寻人启事。除领队是自家人外,其他成员皆外聘而来,包食宿行费用,并按日付给三四十元钱的工资。
更多的报料电话打了进来,但这些都是骗局,戴子初告诉沈浩,他经历了近百次这样的骗局。短短两年的寻找中,戴子初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有人趁火打劫,有人落井下石。
2005年除夕,面对一桌的饭菜,戴家人面色沉重,默不出声。门外鞭炮突然炸响,所有的人都忍不住,涕泪纵横。
戴特株似泥牛入海,踪迹全无。而他的亲人们,到了崩溃的边缘。自责没有照看好孙子的奶奶渐渐出现了精神病的倾向;戴子初的饮食起居已经完全混乱,他常常十七八个小时不睡觉。他常想,自己与孙子的距离是否曾经只有几步之遥?一想及此,他心中更添一份难过。
两年多的寻找,戴家已经花费了50万元。其中,发放出去的500万份寻人启事的开支就高达28万元。
戴子初向沈浩展示了他的寻子日记。四个本子,密密麻麻地写着各地的电话号码,这是他的500万张寻人启事贴出去之后收到的各种反馈信息。他为了核实这些信息,几乎每天都要花去几十乃至上百元的电话费。
铺天盖地的寻找,依然没有效。记者问起这位执着的老人现今是否还在寻找?沈浩说,没有了,老爷子精神头不行了,找不动了,甚至怀疑自己的孙子遇难了。
21年,孙儿回来了,家族消逝了
陈志华身世坎坷,1987年夏天,在家附近的一片小竹林中被人贩子抱走。他最后被卖到山东一户人家。懂事后,他对养父母一直产生抵触情绪,11岁就离家出走,一路向南漂泊,乞讨为生,吃尽苦头,流浪到福建,被莆田少林寺老和尚收留,当了10年小和尚,学了一身功夫。22岁前后还俗,成了一位台湾老板的保镖。
2008年,他向沈浩求助,寻找亲人。他记忆里,家乡的印象是山区,有竹林,有梯田,有核桃树,有小煤矿,还会下雪,通往家乡的大道是大石块间隔着铺的,家人很可能是少数民族,吃的是大米,还有一种特殊的习俗,就是每年过年时,家家都要杀一头猪,用盐腌好,放在小阁楼上,家后面有一座山,叫“公鸡山”。自己右眼角下方有一个从小留下的刀疤痕。
根据陈志华提供的线索,沈浩判断,他极有可能是贵州人,甚至可划定在织金、大方一带,但这里有太多名叫公鸡山地方,寻亲陷入了僵局。沈浩通过媒体,寻求大众的线索提供。 报道见报后,有50多位读者来电,大都认为大方县凤山乡的“公鸡山”最有可能是陈志华的家乡,因为凤山就是以当地的最高峰“公鸡山”命名的。
得到信息,2008年4月24日凌晨,沈浩和陈志华赶到贵阳。在当地公安的帮助下,获知20年前凤山乡“公鸡山”下的谢都村和凤山村分别有一个男孩失踪。
在凤山村一组,一起走到当时丢失孩子的陈家门前。陈志华走进屋里,看见了一只眼睛失明的陈奶奶,立即,他像被电击了一般,眼泪夺眶而出——这就是养他到7岁、已经哭瞎眼睛的奶奶!祖孙俩哭成了一团。
从奶奶的口中,陈志华得知,自己被拐卖后,家里发生了巨大的变故:母亲因思念他,两年后就病逝了,和他被拐卖前就去世的父亲合葬在一起。父亲有3个兄弟,因为找他,先后客死他乡。其中二叔为了帮着找他,到外面打工,在煤窑里触电身亡。当时陈家在凤山村是大家族,现在仅剩他一根独苗。家里目前只有奶奶、姑姑和姐姐,奶奶的一只眼睛也是因为长期思念他而哭瞎的。
“我们没钱找你,21年啦!”奶奶跟陈志华诉说着家破人亡的经历。第二天上午,陈志华来到父母的坟前焚香拜祭,没任何人带,他走在前头,却把自己父母的坟找到了。到家后,记忆里所有的东西都恢复了。核桃树还在,竹林还在。石头铺的路还在。“他把封闭记忆的节点找到了。”沈浩说。
制作寻人扑克,心情跌入谷底
因失踪人口流出地大多在农村,上网不方便,受美军印制扑克牌追捕萨达姆,河南荥阳市警方扑克牌通缉逃犯启发,2006年,沈浩首创“寻人扑克”,把扑克牌作为发布寻人信息的载体。
沈浩算了一笔帐,扑克万副起印,每副成本2元,光印刷成本就是2万,还要加上运费,以及到全国各地散发的费用,3万就能做这事。平摊到52个家庭,一个家庭600元差不多了。
正因这个集资印牌的想法,沈浩遭遇了前所未有信任危机,2006年,从戴子初老人那获得各省寻子联盟联络人的电话后,沈浩沿着路线一路南下,但每到一个地方,不少失子家庭对他提出了质疑,很多家长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说过几天再电话确定,但就此失去联系了。
沈浩的心情极为低落地结束了这次“春日寻亲之旅”。他走了5个省份,十多个城市,38天的旅程中花了5500元,只得到了6位家长的委托书和3600元,远远不低他的差旅费。
他又想寻求一些企业的援助。在广州的一次扑克展销会上,一个参展的老总对他说:“我们印一张扑克牌,赚不了几毫钱。我们就是掉进钱眼里了!哪会做这档的亏本生意?”
经费凑不齐,不能获得信任,沈浩动了放弃寻人扑克计划的念头,准备把钱全额退还给签委托书并已付费的家长。但此时,媒体对沈浩的报道让事情出现了转机,一些家长看到报道后,打来电话,对他表示信任,希望加入。他前前后后接受了26个家庭的委托;同时,一位扑克生产基地的老总看到报道后,也给他打来电话,表示愿意免费帮忙印扑克。印刷费用有了着落,散发和物流费用因收费也有了保障。
最初散发扑克的人只有沈浩自己,慢慢地,他和失踪儿童重点流入地、流出地的志愿者协会建立常年联系,让志愿者帮忙散发。
尽早建立中国式的“安珀预警”
“从事寻人这么多年,我清晰地感到,失子家庭是多么地无奈,在寻找孩子过程中,他们是特殊的弱势群体。”
沈浩见过一位1988年丢失孩子的家庭,19年过去了,当地公安始终没有立案。沈浩前往拍摄DV时,这位父亲气愤地问:“一个家庭如果被盗5万元,公安就得当成大案子来办,为什么活生生的人丢了,却得不到更有效的帮助呢?”“其实,建立一个儿童失踪求助机制,与希望工程同等重要!”
沈浩说,前几年国内许多派出所接待失踪儿童报警,必须等到事发24小时才予以接待。“然而,失踪案尤其是对于那些被绑架、挟持的儿童,最初的几小时最关键!”只需两个小时,我们的孩子就会被转移到其他城市。24小时,恐怕连国门也出去了!
目前,警方已普遍将失踪儿童做为刑事案件立案。但“一分预防胜于十分救助”,沈浩认为,如果在最初的几个小时,全社会被有效地动员组织起来,千百万双警惕的眼睛,将使得作案者无法对孩子下毒手或转移。
相比之下,儿童失踪案件在美国虽然也很常见,但绝大多数失踪的孩子都会被找回来。中国国务院发布的《2006年美国人权纪录》称,美国儿童失踪数量惊人,美国司法部每年接到近80万宗儿童失踪或绑架报案。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田方萌认为,此话不假,但其中70多万是由于家长和孩子沟通不畅,或是孩子离家出走造成的,99%的失踪儿童最后都能活着见到父母。在美国,每年只有几千件失踪案属于非亲属绑架性质(Non-family Abduction),真正危及儿童人身安全的案件只有一百件左右。
拐卖儿童的事件在美国很少,得益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安珀预警”系统:一旦警方确认发生儿童失踪案,将会立即启用此系统,电台、电视、广告牌及高速公路的标记发出一系列信息,从儿童的特征至绑架者的汽车类型,信息甚至通过彩票销售点迅速传播,以最大限度地请求公众合作。这套系统,是以一名1996年在美国被绑架并杀害的九岁女童安珀的名字命名的。
“尽早建立中国式的“安珀预警”!这是沈浩不停行走的最大愿望。